要知道浙江的湖州等地,去岁曾经遭遇到大规模的蝗灾,浙江很多地方也遭遇到了旱灾,包括福建一些地方,因为去岁的灾害,很多的农民流落到了山东,开年之后才陆续返回来,这就表明了浙江和福建等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要是不能够抓住这次春耕和秋收的机会,粮食再次不足了,苏天成也实在是难以拿出来那么多的粮食救济了,毕竟后面还有很多征伐的事宜,还有大量需要粮草的地方。
为了救济诸多的灾民,朱审烜可谓是耗费太多的精力,从吕宋和东南亚等地,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尽管说山东各地的存粮不少,但消耗也大,随着江宁营的扩充,随着征伐事宜的增多,不知道需要多少的粮草,若是没有灾民救济的事宜,本地收购的粮食,基本是能够保证的。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朱审烜比苏天成还要重视春耕生产和秋收,秋收季节快要来临的时候,他甚至亲自到浙江和福建等地去巡查,至于说山东的秋收,不需要多操心了,那边的官吏明白秋收的重要。
因为官府的高度重视,更因为苏天成和朱审烜等人的督促,浙江和福建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老百姓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了,而且因为新政的实施,土地开始朝着老百姓的手里倾斜,粮食的价格第一次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福建和浙江各地的官府,同样按照要求设立了义仓,救济那些遭遇了灾害的农户。
浙江和福建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双季水稻,秋收之后,马上就要开始再次播种水稻,故而这次的秋收事宜,不仅仅是收割水稻的事宜,还有再次播种的督促。
粮食征收的赋税同样也调整了,比较以前稍微高了一些,根据水稻的产量,每石粮食需要交纳接近一斗左右的赋税,浙江和福建的粮食产量,平均下来,每亩都在两石以上,所以折算起来,赋税达到了百分之十五左右,但除开这些赋税,再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这是苏天成的无奈之举,发展商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官吏的俸禄已经提起来了,这些负担也需要农民来承担,在商贸发展的过程之中,必须有一个缓冲期,就只能够暂时在田地里面做文章了。
不当家不知差米油盐贵。
不过另外的一个方面,官府在督促百姓耕作和调整耕地方面,也是做了大量事情的,特别是在撤销了诸多的卫所之后,收回来了大量的官田,也有一些士绅富户,在江宁营到来之后,逃离了本地,耕地自然也被官府收回来了,所以官府手里的官田是非常多的。
按照苏天成对耕地的处置意见,凡是官府收回来的耕地,一律都是官田,由官府负责租赁给农户耕种,而且官府还要逐年想办法收回来耕地,今后的耕地和旱地,包括山林等等,都是属于官府所有的,不再属于私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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