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太监势力,起于洪武,发展于永乐,盛于正统,后因王振擅权引发土木之役,再次回落,但是,即使是回落,也只是从过分的强盛中,回落到了正常范围内。
当初太祖皇帝立国,明令禁止宦官干政,不过,这条铁律也仅仅只维持了几十年。
待得太宗皇帝登基,出于某种缘故,设了内书堂,教习宦官读书,又设东厂,负责侦缉刺探,更是重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宦官,最典型的是就是三宝太监郑和,带着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可谓风光无限。
镇守太监制度,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洪熙元年,仁宗皇帝命太监王安为甘肃镇守太监,始有此名。
宣德一朝,各地陆续增设镇守太监,至正统初年,成为常制,内地各省,边境各镇均设镇守太监一名,与提督大臣一同掌军务事。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振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的,王振擅权的背后,是日渐庞大的宦官势力,在皇权的支持下遍布地方后,开始成为皇帝和外朝对抗,以达到**集权目的的外在表现。
当今天子登基之后,虽然因土木之役,对于宦官干政多有防备,但是,也算不上打压宦官。
最多只能算是将宦官的权力,限制在了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虽然说对王振极其党羽处以极刑,但是,东厂和各地的镇守太监制度,仍旧维持未动。
在此基础之上,宦官势力,实际上和外朝的文官制度类似,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覆盖。
不过,不同的是,文官制度下,天子统御百官,部,院,寺,监各司其职,以内阁居中调和,以内御外,以朝廷管辖地方,层级分明,执掌清楚,朝廷各衙门,朝廷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相互牵制,盘根错节,最终总于天子,共同构成庞大的官僚体系。
但是,宦官势力就单一的多,无论是内廷的司礼监,还是地方的镇守太监,实际上都是皇权的延伸。
他们相互之间,既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日常事务上的交叉,他们每个人都是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辅助皇权控制外朝和地方。
这种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保证了皇权不会被宦官所裹挟。
和唐朝制度性的宦官权力不同,大明的历代皇帝,虽然也重用宦官,但是因为这种司礼监和镇守太监,以及镇守太监之间各自的极强独立性,就保证了不会有宦官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情况出现。
跋扈嚣张如王振,他实际能够控制的也仅仅是东厂而已,即便是全盛时期他兼管司礼监,可这些势力也仅限于内廷而已。
制衡东厂有锦衣卫,司礼监更是全凭天子心意看权势大小,而各地的镇守太监,虽然畏惧王振,但是,本质上畏惧的是太上皇对王振的宠信,而不是王振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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