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尚有四五千残军退守内城，曹师利主张一鼓作气，趁敌军惊惶失措之际，直接附城强攻，打其一个措手不及，一举拿下大同全城。

葛怀聪却担心大同内城墙高且厚，而突袭兵马皆是骑兵，又连日长程奔走，人疲马乏，不愿七千骑兵仓促下马去强攻内城，决定等后面的兵马赶到再说。

大越禁军，早年为防范武将擅权，包括营指挥使在内，中高级统兵将官都是严格照三年一期进行轮转、重新任命，严禁武将长期掌握某一支兵马。

这使得大越禁军兵马众多，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严重削弱禁军的战斗力。

元熙年间，为革除旧弊，允许营指挥使、将厢都虞候以及将都指挥使等中层将官长期统领某支失马，以保持基层军队的稳定与战斗力，但统制、都统制等高级统兵将官的任命、升转，则依旧维持旧制；甚至大部分统制、都统制等将职都有意长期空缺。

待遇到战事需要时，朝廷才会临时委派将臣出任，又或者直接由当时的战场最高级别的都指挥使、都虞候兼领。

葛伯奕临到战时，以经略使兼领西路军都统制，有权节制包括天雄军在内，集结从岚州方向北征的兵马，但天雄军统制犹是空缺。

葛怀聪不仅是葛伯奕的长子，他作为天雄军第三将，乃是大越进入契丹大同战场的最高武将，不仅已经进入大同的骑兵部队受他节制，此时正从朔州境内借道往大同奔袭的一万八千兵马，也都受他节制。

曹师利作为新附之将，心里有太多的顾忌，虽然担心战机稍纵即逝，但葛怀聪不采纳他的建议，他也没有坚持下去。

岳海楼、朱沆未置可否，早就拟定的作战计划便是等后续的步卒赶到，再强攻城中负隅顽抗的强敌，大将擅自更改既定的作战方案。

除非有非常必要的理由，要不然即便七千骑兵下马能攻下内城，也是有过无功。

更多人觉得葛怀聪主张乃是稳妥之计。

大同之外，契丹在应州是有三四万兵马，但都被东路军主力吸引住，即便金城、怀仁等城，各有数千兵马不等，战斗力也极有限，短时间内也无法集结增援大同，他们此时清肃外城残敌，控制住四门形势，待到西路军步甲主力赶到，即便短时间内难以拿下内城，胜券也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甚至说不定契丹在应州的兵马，在听到朔州南附、大同被突袭失陷的消息后，不战而溃，东路军主力也不需要三五天就能杀到大同城来。

总之没有徐怀插嘴置喙的余地，他甚至都没有凑到葛怀聪身边旁听军议的资格。

午时，曹师利、葛钰部就已经控制住胜德门附近区域，之后守军里的汉军主力或溃逃或投降，仅剩四五千残兵都退守内城，这为骑兵主力进入、控制外城，创造有利条件。

萧燕菡现在对他降低了防备，徐怀有一茬没一茬的套她的话，他此时已经确认萧林石两年前确实是被流贬到西京担任群牧官。

越廷设群牧司，掌国马饲养之事；契丹人国内也设有群牧司，但主要是将一部分族人迁徙到边州牧养牛马，其目的也不是获取战马，而是用这种手段，加强对边州的控制及防御。

迁徙边州的这部分契丹人，亦民亦兵，但作为当年御帐军及家属，直接契丹北枢密院各行宫都部署司管辖，西京道防御使司、西京留守司无权管制。

萧林石作为群牧官，战时只能从这些契丹人里择选精锐亲自掌控。

这也解释了徐怀脑海闪现的记忆里，萧林石为何从应州仅率三千骑兵还援大同。

不过，大同一战之后，之前在西京道就有极深厚根基的萧林石，毫无疑问将再次主导西京道的军政大权。

自保不暇的衰弱契丹王廷，亦无法遏制萧林石在西京道再次崛起。

“之前勒令曹师雄、曹师利在朔州清肃契丹人及诸蕃青壮，是为了解除对曹氏兄弟最后的疑虑，但此时已不再必要。刚才军议时，朱沆、曹师利都劝葛怀聪约束将卒，葛怀聪也满口答应下来，”徐武坤皱着眉头，说道，“我还以为葛怀聪真能做到这点，或许有可能逃过大劫。现在看来，很难了……”

军纪就像野马，一旦脱缰，想再行约束，原本就是极困难的事情。

萧林石都不需要大同城里部署多少人，只要在关键时刻稍加挑拨，矛盾就会烈焰燃烧一般激化起来。

更何况葛怀聪答应约束军纪，神色是相当的勉强！

徐怀抬头看向城墙之上的角楼，跟徐武坤说道：“葛怀聪不可能让我们去守哪座城门，我们也没有这个立场去要求，但我们要将这处角楼的警戒事承接下来！”

在既定的历史轨迹里，大同一战大越突袭大同的兵马仅有数百将卒逃归，那自然是在大同城中被瓮中捉鳖了。

徐怀他们作为监军使院卒，不承担作战作务，此时没有立场要求去守哪座城门，他也没有妄想凭借手里这点兵力，能拼得萧林石亲率还援的三千精锐。

他们倘若不想被瓮中捉鳖，现在能提前做的，就是将西北角的这座角楼掌控手里，以便在关键时刻直接翻越城墙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