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意?
这意思自是再简单明了不过。
“割外国之血肉,补我华夏之元气,何乐而不为?”陆谦哈哈大笑,“那海东高丽一国,年纳岁币二十万余。两国通商,登莱各港口年可取税金亦不下十万贯。”
“彼此商贸往来与国民之利益,丰也。”
“其一国之力便可至此,若是天下万国来朝,中原与其他诸国皆有通商,我之丝绸、布匹、茶叶、瓷器等,皆彼辈之国所需也,如此国民之利益当得几何?官府朝廷之利益又当几何?”
“而一年朝廷之所耗,官、军、民生之费,年大体相当。索取尽百姓之民脂民膏也。本王取之于外,用之以内。于外索得钱粮,于内即可轻徭薄赋,可消减杂税,可于臣工们嘉奖,可让军士们过的更善。如此于国于民皆百利而无一害者,本王如何不能去做?”
陆谦的一番言语是震耳欲聋,呼延家叔侄俩人都痴了。这种政策倾向,与华夏现今的普世价值观,全然不同。
须知道,现今的宋儒皆理想主义者,所讲的更多是教化,更多是以德服人。那自从北宋中期以后,批评汉唐,否认汉唐之治的声音就日渐走高,以二程为首的理学可以说把儒家的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批两汉李唐,甚至批判起了王通续六经。
——王勃的爷爷,教出一些牛逼弟子。
而要知道,在唐及北宋前期,士人对王通续经乃是非常推崇的,认为王通续经有存道之功,继承了孔子之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王通之学开启了盛唐之治。
但从北宋中期开始,宋儒却越来越倾向于将三代理想化——他么时代不同喽,现如今是老子的文华盛世——而将两汉李唐皆视为与“三代”相对立的负面典型。因此,士人转而开始批评王通续经。
因为前者施政,乃王道与霸道兼杂,如何可比尧、舜、三代也。这根本理想就不同。
他们眼中,两汉是以仁义文饰霸道而已,而王通之道虽然重德,却亦盖含霸道。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如此可就叫宋儒不高兴了。
虽然事实证明。宋儒比之汉唐来就是个渣。可人家能忍啊。比如当年的安南李常杰屠戮邕州。我大怂先是大败,后集结大军去反攻,打到打不下去了,人安南第一个降书,道一个歉意,就能两边议和。邕州数万百姓被屠戮就可以不了了之了。
可以说宋儒讲脸皮、讲面子,讲道德正义。
先天上就将华夏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要是讲一个符合其观点的例子,如郑和七下西洋那般,就是最好。
而陆谦的这种思想就是红果果的强盗思维,文雅点说就是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那就如是清流中的一股泥石流,把呼延家叔侄的三观都要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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