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升又升不上去，我一辈子只能种一亩地，连个盼头都没有了，民愤自然强烈。

更不用说，秦朝的重税是一种常态和定制。

虽然随着战争的进行六国都纷纷进行了军管经济，提高赋税以对抗秦国，但是老百姓起码有个念想，没打仗的时候，其他国家是不收这么重的税的。

大伙都盼着打赢，然后赋税重新变得微薄。

可是事实上是，只有大秦赢下了所有。

六国百姓对于秦国的不满和恨也不是没有根源的，也并不仅仅是六国余孽在肆意摸黑。

强敌压境，国家存亡旦夕。

走向了穷途末路的政权会为了自己的延续来发挥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做出最后的挣扎。

大兴兵役以获得更多的战士。

广征粮草以获得充足的后勤。

这是美化后的说法，实则国家破灭的旦夕，哪怕秦国做的再怎么人性化，落在黔首身上的灰尘依旧重的让人直不起来。

厮杀，争夺，奸淫掳掠……

国之将亡，必有乱象，而这一切，自然会被归咎在秦国和始皇帝身上。

毕竟在秦国的大军到来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虽然艰难，但也勉强过的下去。

倘若秦国能够在一统天下以后妥善的对待黔首，采用轻徭薄赋的做法，用个十年八年来让黔首安定，或许秦国就能够坐稳江山。

黔首的仇恨不会维持多久。

他们只会想着，天下一统了，以后没有什么战争了，赋税又不怎么重，以后都不需要胆战心惊的过日子了。

秦国变法让秦国积攒了横推六国的底气，但是某些方面上来说，始皇帝总是担心自己的后代有些事情做不好，他想趁着最后的时间把一切都铺垫完成。

正因为如此，秦国不可避免的积累了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但始皇帝并非一味的压榨民力。

他是在极限操作，趁着秦国还能够征调出来这么大力量和财富的时候把所有能做的大工程做一个遍，但是并没有奔着毁灭秦国去操作。

客观来说，尽管父子关系十分矛盾，但是扶苏确实是始皇帝的后手。

始皇帝极限操作的同时也刻意的把大部分对于秦国的恨变成了对始皇帝的恨。

伴随着他的统治告一段落，一大部分针对于他的恨意就已经尘归尘土归土。

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对外人言说，正是因为清楚自己时日无多，始皇帝才会行事急切。

他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多，哪怕是日日见面的朝臣对始皇帝依旧心生敬畏。

他们刻意的忽略了，法家，其实从变法的时候，不过是君王达成目的的工具。

君王，会有信仰么？

君王是不能有信仰，法家之所以显于秦朝是因为法家确确实实给秦国这个边陲之国带来了活力，并且给秦国积蓄了一统天下的资本。

之所以儒法之争儒家告败是因为儒家不能帮助始皇帝打破分封制的旧习，不能够让天下四方的权利集结大秦的政治中心咸阳。

李斯正是因为清楚始皇帝是什么样的君王，所以才没有墨守陈规，哪怕再掌控了究极优势的情况下，也一直积极的带领法家求变，这正是李斯胜出的资本。

而这是大部分朝臣，乃至于天下人都很难想清楚的事情。

是法家用的顺手，而不是始皇帝必须用法家。

但是这是站在上帝视角的客观分析，却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始皇帝是人。

始皇帝做出的选择也有自己的个人因素，他并不能完完全全的洞悉全局。

他的身体也不会像是机器一样不会生锈。

也正因为如此，在大秦的朝堂想要办成降徭降税这件事的难度才会如此巨大。

于是，赵泗也就顺理成章的一战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