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艺传授上,也有藏私。
比如说,他将绘画、填彩、写款等一般技艺传给了徒弟。
而配料、配色、烧制青花瓷、釉里红的焙烧技术却从不传人。
七十年代末,因有京城郊区某乡镇企业的陶瓷厂出高价聘其复制明清官窑瓷器。
刘永清甚至因为和领导赌气辞去公职,极为不智的断了自己的后路。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去了才知上当。
这个乡镇企业的格局实在不高,聘请他只为谋求短利,生产的多为一般产品,精品甚少。
这个时候,他也只能暂时为乡镇企业卖力,盼着能帮助乡镇厂发展壮大,日后重获发挥一身所长的条件。
但天不遂人愿,乡镇厂不但没有什么雄图大志,而且极不讲交情。
到了1982年,就因为仿古瓷市场的低迷,乡镇厂的本厂职工也已经掌握了基本生产技术,刘永清居然被厂方毫不留情的辞退了。
此时的刘永清,当然悔之晚矣。
可以说重新归京的他,年岁已大,老无所依。
而且这个时候,哪怕他再想将独门绝技传留下来,也已经晚了。
不论是他自己毛遂自荐,还是经友人奔走推荐,都始终无人与之合作。
要知道,这年头的仿古瓷行情确实不行啊,真东西都没人要,何况仿的。
所以说,这个年代的京城,并不仅仅是“葡萄常”一家为技艺的传续而烦恼。
人亡艺绝的情况,也并不比每年世界上灭绝的野生动物要少。
就像刘永清,他最终也不得不低下高昂了一辈子的脑袋,来做最后的努力。
只能去求原先就职的京城工艺品厂领导,希望能给他一个开窑传艺的机会。
什么职称和待遇啊,刘永清都不要,只求能留个名字就行。
真能让以后厂里的人都知道挂彩工艺的配色之法,是他刘永清传下来的就行啊。
但可惜的是,哪怕把姿态放的这样低,遭遇冷淡和羞辱仍旧不可避免。
刘永清自己跑了好几趟,竟然连个能管事儿的人都见不着。
只能傻乎乎坐冷板凳被厂里那些旧同事们看笑话。
去的多了,最后竟然连厂门都不得进了。
连传达室都收到了命令,不许再放他进厂骚扰领导们办公。
最后刘永清没办法,只能去求了原先工作中有过接触的一位陶瓷专家叶赫民。
希望能凭借其在业内的身份和影响力,说服厂领导允许他回厂传艺。
应该说,这刘永清最后的一次尝试倒是对路。
鉴于叶赫民在行业内是学术专家,京城工艺品厂也不好不给面子,拒之门外。
于是一个管生产的副厂长终于出面接待了他们,也允许刘永清当面陈述其要求。
只不过这也仅仅是出于礼貌走个形势而已。
因为听的时候那个副厂长就明显表达出来不屑与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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