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辍。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新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象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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