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总顾问衙门的大气，这使得许多天津百姓不由嘀咕：“总顾问衙门，真是钱多了烧得慌！”

而总顾问衙门虽然花钱如流水，实际上赚钱也是非常迅猛的。不说天津渔业公司，每月至少能够赚取七千两银子的净利润。

光是天津市舶司建立后，更是给总顾问衙门带来的惊人的收入！

明朝的市舶司，其实主要的任务是管理藩属国朝贡。

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属国，在朝贡的时候，可以携带一些“私货”。这些私货完税之后，便可以在指定的地区进行贸易。

而西方人来到亚洲后，一直想要挤入中国的贸易体系。

然而，明朝基本上的不理会这些西方人的贸易请求，除非西方的国王向中国称臣，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才有资格与中国产生贸易往来。

因为与中国官方进行正式的贸易往来，比想象中要艰难，使得不少的西方人，恼羞成怒。

比如，崇祯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与明朝发生了数次明荷战争，均是明朝打赢了。所以，荷兰人有明一朝，皆被排挤中华贸易体系的边缘。

崇祯年间还有几名英国的船主屁颠屁颠的组队来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zhèng fǔ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zhèng fǔ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的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rì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rì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rì本刀。rì本的米，价格的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rì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rì本刀倒是给rì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rì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整个浙江省的茶叶税，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朝廷税收制度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zhèng fǔ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rì，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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