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作为的、发生了的事情,才能够给他们新的知识。
而对于敏锐的高智商人士,尤其是做过律师、谈判专家或者测试工程师的资深人士而言,没有发生的、或者以不作为姿态体现的事情,同样会给他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因为这些人往往游走在极限试探作死的边缘。
当他们干了一件自以为肯定会犯法、或者导致人质被划两刀、或者BUG报错的事情后,却居然没有遭到报应,
那么他们就会修正脑内的预设想法:原来现行法律的执法尺度这么松、原来这个歹徒的心理承受极限那么强、原来搭档的程序员没那么菜……
而李素显然也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别看他每天听婢女鼓瑟泡澡没做事,他在这半个月里,他就于无为之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调整了对将来改革变法难度的认知。
这个认知就是:在汉末,搞关于钱的改革,远比搞关于人的改革,要容易。
这个认知说来简单,但总结的过程却不简单,而且很反现代人的认知模式,李素也是花了好久静下来才想通的。
因为在现代人看来,财政改革和人事改革都是零和博弈,现代人习惯了金融资本注意的大水漫灌,见多了金融危机一来疯狂印钞票稀释穷人财富,所以他们知道钱会生钱,知道钱多的人会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知道有钱人凭空变出钱来本身就是对穷人的剥削。
李素一开始也下意识怕汉末的人这么抵触他,但最后发现想多了。汉末还没有金融,人们脑子里也没有普遍的“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的绝对认知,大家都还相信财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实打实东西。
只要人心还相信蛋糕是可以被做大的,应该把目光放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甚至扯后腿上面,那么李素就能用技术革新和发展生产力,来弥合税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
逐渐把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矛盾,把大汉从末路上带出来。
从最终爆发的反抗节奏来看,也是从李素的治蜀方略中生产力得到更多发展的郡选择了支持,只有那些得益很少的郡才建议比较多。既然如此,继续发展生产力,就有可能赢得全面支持。
而相比之下,关于人的改革,也就是人事制度或者说选官制度,才是任何时代都一样难的存在。
如果李素今天要搞的不是租庸调制,而是什么科举制或者九品中正,引起的争辩激烈程度肯定要强上十几倍,而且哪怕他可以在生产科技上开挂也压制不了这种争辩。
因为汉末的人已经很理解“人事选拔是一场零和博弈”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钱可以变多,官不会变多,或者说官乱封就会贬值,别人容易做官就等于你不容易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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