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项政治哲学理论,对一个阵营有好处的时候,统治者利用它,并不能证明就真心信仰它。
就好像历史上,德国人美国人一开始也是不提保护知识产权的,也不信奉什么狗屁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而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乖乖执行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谁让他们是后发国家呢,要先山寨别人,有了体量规模,自己成了国际贸易主导者,再来大谈知识产权、自由市场。
功利主义统治者眼里,哲学家不过是一群草完就扔的工具犬罢了。
信仰,得是一套理论明明暂时对你还没好处,甚至对你的假想敌有好处时,你依然坚持它,那才叫信仰。
而刘备在兴平元年五月底、在这一系列抗击天灾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坚持灾异和人君失德没关系,坚持以积极抗灾、人定胜天的姿态面对灾异”的操守,着实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也第一次让内部官僚、百姓、乃至躲在弘农的皇帝、外镇的其他诸侯,都看到了刘备和李素是有原则的人。
李素不仅平时疯狂驳斥“天人感应”,而且在“天人感应论现在明明对刘备有利、能利用它来借故换掉失德皇帝”的情况下,依然驳天人感应。
就在刘备和李素亲自当众吃蝗虫,并且让李素陈明灭蝗的科学道理之后,没过几天,当时的所作所为和辩论因果,就传到了弘农的刘协那儿。
刘协虽然早已比较放心,知道刘备大概率不会害他,但也正是到了这一刻,才算是完全、彻底放心。
而且刘协本人也是完全发自内心真心诚意地相信了“殿兴有福论”,从此全力作为中央朝廷的官方意识形态,不遗余力推广,把皇帝仅剩的那点权威劲儿,都往这事儿上使。
毕竟这对刘协自己就有好处。
李素也就进一步从一个被皇帝夸为“知天命”的高级文臣,渐渐上升到了“头号官方意识形态权威”。
而对刘备来说,虽然暂时没有好处,但如果他最终还是得了天下,就会得到一个权威性更稳定,官僚和武将阶层也更不敢谋逆谋篡的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刘备的态度可谓是还没得天下,就已经在为未来会得天下的人添砖加瓦。
而且,这种权威性,并不怎么影响百姓真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反正百姓不读书,一个王朝如果最终真因为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尖锐该被人民推翻时,那什么哲学理论都是扛不住的。
这种“殿兴有福”带来的权威性,对付的主要是读过书的权臣,和武将的不臣野心,也就是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赃不匀篡逆,对划时代的革命没多大影响。
李素一贯坚信,乱世分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狗咬狗。统治阶级内部分赃不允导致的战乱,对百姓不是好事,只要还是皇帝统治,单纯换个姓没法带来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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