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见刘备确实基础差，虽然道理讲清楚了，似乎还得做道练习题巩固一下，反正时间也多，就再点拨刘备两句：

“太史公著《史记》，本纪的第一篇和世家的第一篇，往往为读史以求鉴者所忽略鄙弃，觉得人名谱系地名迁徙累赘。

但太史公把他们放在第一篇，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人名家谱和地名迁徙，都是在证明这些地方是华夏。

按吴太伯世家所说，吴太伯及其弟仲雍，皆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所以是周王季历的兄长，是周文王的伯父、周武王的伯祖父。

这说明什么？说明吴王的世系，比周文王周武王一系还要尊贵！他们的祖先是文王的伯父，是本该继承天下的，却跟伯夷叔齐一样是至德圣贤，推位让国。

所以，到了春秋末年，阖闾、夫差的时候，假如吴人真的是灭楚吞齐成功，甚至觊觎天下九鼎，那时候，他们说‘我们是曾经推位让国的嫡房长孙、取代周天子那是以兄代弟，名正言顺’，衰落的周天子还能抵抗么？

只是吴人编造得早了一些，他们武力最终不济，又树敌过多，为勾践所灭。而齐楚等国当时见吴人捏造吴太伯世家过于嚣张，也乐于联合越人，坐视其成。

吴人没有取代周天子，而只是把自己从原本的蛮夷体系挤入了华夏体系，最后反而没有夺权而和平融合了。

《吴太伯世家》篇末之处，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太史公这句话翻译一下，隐含的深意是什么：第一，吴太伯事迹的来源，太史公名言他是从孔子的《春秋》上看来的。这说明什么？

善见微知著者，就不仅要从这句话上看出‘出自《春秋》’，更要看出‘没出自《尚书》’。

《尚书》为孔子所集，春秋为孔子所编，一字之易，说明孔子对尚书只是选择其可信的古篇，集结百篇而成，孔子没敢改。《春秋》是鲁史官所记，孔子编写，是有所改易的。

而《尚书》中既有《周书》，《尚书》的《周书》对文王的伯父“太伯”记载不甚详，到了《春秋》中却忽然详细了，还写了“太伯”迁居吴地。

这说明什么？成书越晚的史料，却多出了成书更早的原始史料里没有的东西。而且这段产生新史料的时间，恰恰是在《尚书》与《春秋》成书的时间间隔之中。

对应看一下这段时间差具体是什么时候，可知正是吴王阖闾在位的前后几十年间——所以，太史公这是隐晦地在告诉我们，吴太伯是周文王之伯父，是吴人得势后自己造势宣扬的。

但孔子为了‘华夏’范围的稳定和扩大，采纳进了春秋，让吴人也成了华夏的一部分。

要是孔子不认，太史公也不发掘，那说不定就会再遇到老臣前面说的‘如果蜀山氏和东夷氏女没有嫁给黄帝之子，说不定东莱和益州的人也不会自认炎黄子孙’的情况，无非这次被分离的是吴越。

所以，自古以来，‘华夏’和‘夷狄’的界限其实一直是在模糊变动的，帝王有需求，华夏的定义便会扩张。具体怎么扩张、让后人潜移默化信服，需要的正是孔子、左丘明、太史公之类的人。”

刘备听完，再次觉得自己的膝盖都不够拍了，今天一天之内，他的历史观被连续拔高了好几次境界和格局。

蔡邕乘胜追击，在说完吴太伯的编造史之后，又说了越国人的措施：“同样，尚书的《夏书》里面，也没提夏第七代王少康中兴之后，少康诸子详情。

但是到了《国语》里面，提到了少康庶子无余迁居越地，为越王后裔。显然，这个传说的形成，比吴太伯更晚，因为《国语》比《春秋》更略晚一些，太史公最后从《国语》里采信的这则材料。

说明这是越人灭吴之后，为了压过吴人编的吴太伯，要找个比吴太伯更早更正统的祖宗。吴太伯是周祖，要再早就只能是夏商了，商为周所灭，不是继承关系，所以越人越商寻夏，成了少康之后。”

蔡邕说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华夏正统史发展上，多次重演过，而且越是乱世越需要这么编。

比如后世最有名的就是五代十国时期，连续六次朝代更替，梁唐晋汉周，看国号字面都看得出，他们要继承的古代王朝一个比一个古。

你认唐为祖，替代你的就认晋为祖，再替代晋的认汉，替代汉的认周——连最后替代周的宋，其实是追认的商，因为商亡于周之后，商的遗民被周改封为宋国。

要正统融合，就要后打进来的政权，说自己比前一个政权的血统，高贵分支节点更早。

也可惜李素今天不在场，他要是在的话，听了老丈人这番话，肯定也会瞠目结舌：

卧槽！这不是《欧陆风云4》上面的“先打下领土，再拼命花外交点数造核心”么！

要不说P社四萌才是最真实谋略的战略游戏——打下领地不难，但稳定扩张帝国版图很难，不造宣称则厌战爆表，不造核心则反叛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