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逻辑现代人或许难以理解，但汉末的古人非常理解——征税是需要成本的，官员、税吏、兵丁，一层层人手动员下去催缴，收一半是那么多成本，收全部差不多也是那么多成本，高不了多少。

所以，既然收了就收足，要不就干脆一整年某块税源直接砍掉。

别搞半吊子，花两次征税成本、却只征上来一次的量，这不受二茬罪么。

……

当然了，即使是设计到如此微妙的征收减免、体恤百姓。

可如果朝廷的治理能力和经济建设水平没跟上的话，搁大汉朝十几年前的旧国情、这样的减免比例，就几乎相当于一切全免了，朝廷肯定会难以运作维持。

但对章武六年的大汉来说，所有人头计税的税赋徭役全免，还不至于彻底伤筋动骨。因为一切工商税都是不免的，照征不误。

这一切，都要感谢朝廷在统一天下之前，已经在关中和南方发展了最多十二年之久的工商业。

早在章武四年，当时的光复区一年的工商税总额就可以达到四五十亿钱。

竟能超过按平价计算的田赋和户调，仅仅只是低于全国百姓每年的徭役折算工价。

章武五年工商税比章武四年时又稳步略微有升，全国工商税费五十多亿。

到了章武六年，因为关东五州的士绅豪强也可以被征工商税了，哪怕他们已经比较贫穷，商业不发达，多少也能找补一些。初步统计下来，今年预期能收到六七十亿的工商税。

从这个数字里也可以看出，刚统一的关东地区工商业有多孱弱、之前被破坏得有多严重。

包括幽州在内的六个州，全加起来今年预期才十亿出头的工商税。而刘备原有的九州，都五十八亿了。

原有西部和南方加起来，工商税是关东六州五倍多，考虑到人口差距也超过一倍。西部和南部的人均工商税，依然是关东的二点四倍。

不过以后也没必要算那么细了，都是重归大汉子民了嘛。

工商税的支配也比农业税灵活一些，调度方便。不像粮食要仔细核算运输成本、每个州征的粮食都要尽量用在本地，或者最多跨一个州中短途转运。

所以，这七十个亿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大比例向关东的战后重建和赈灾上转移使用。

这一切，才是刘备刚刚打完统一战争，就大规模免税恢复民生的底气。

有了这七十亿，农业和徭役不盘剥，好歹官员团队和必要的军队都可以养活了。

部队太多导致的缺口，可以靠军队暂时种植军屯自养，来填补一部分。将来还可以去芜存菁，循序渐进精简军队规模。

最后，考虑到过渡期还是有一定的匮乏和赈济、救灾需要，丞相李素奏请皇帝允许今明两年、朝廷继续发行打印年号的带息抄引债券。

不过，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章武六年朝廷严格只印发总面额一百亿钱的抄引债券，比前两年分别要降低两到三成。

章武七年更是要控制在新发规模五十亿钱以下，到了章武八年，更是要争取停止新发抄引债券。

这个具体数字并不是李素拍脑门决定的，也是跟刘巴、诸葛瑾等大臣都会商过的。

李素坚持控制规模，也是不希望刘备发债发爽了之后忘乎所以，变得财政支出过于大手大脚，以为自己能凭空创造出货币来。

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刘巴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发债规模缩小之后，也要提防民间的“存本取息”承兑压力。

因为往年经常有商人为了“取出后再存”多出来的1%复利，把部分前一年的抄引兑换成今年新印发的。

如果新的一年限制了新债发行总量、而且比往年萎缩，很有可能朝廷会筹不到钱，所有新债配额，都被存本取息的人兑换掉了，并没有新钱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