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五件事情里面,安后和正名过于敏感,尤其是赵官家和当政宰执们的态度之坚决已经透过邸报和三月初一大朝展示的淋漓尽致,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触霉头去讨论这两件事情……毕竟,不是人人都是李经有个好哥哥的,还能外放到兴庆府这种大有作为的地方当知府。
君不见,连御史中丞李光李宪台这次都没吭声吗?
当然了,这也跟这两件事具体施行起来,本身牵扯不多、事情也比较简单有关系——朝廷在三月初二就直接往少林寺和洞霄宫派出使者,又将权邦彦与郭仲荀一起发了任命。
与此同时,建财这件事情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是真正决定北伐准备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一时间很多人对此事都在持观望和犹疑的姿态……既没人敢轻易自请参与进去,也没人敢轻易批评,只是观望。
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许多沉默的潜在反对派应该都在等这件事情在具体执行中出现问题,然后便会开口。
至于联盟这件事情,是需要时间等待各方面的反应的,也一时不好插嘴。
当然了,使者已经大规模发出去了,
那么相对来说,就眼下而言,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小幅度扩军这个举措上,这是一件比较简单、而且已经有了成熟条件,同时牵扯利益极多的事情。
于是乎,旬日间,密札也好,奏疏也罢,真的是纷纷而来,而且内容五花八门。
按照仁保忠的总结,眼下各方面的意见是这样的:
如御营武将,多是上书说本部所驻地方如何要害,当面之敌如何强盛,本部兵力如何捉襟见肘的,与此同时,偏偏他们本部兵马以往又多么多么能打,多么多么以少当多,功勋多么多么卓著……总之一句话,这是想为本部争取扩军员额。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前线各处地方官,他们蜂拥上奏,却多在奏疏中讲述本地养兵之苦,说本地民力如何被驻军压榨干净,财政如何穷困,地方治安如何被驻军困扰,很明显是不愿让扩军后的新设兵马往本处驻扎,或者本处驻扎的兵马份额又往上涨。
这其中有趣的是,武将们在争取各部员额的同时,总是不忘给自己的对手使绊子,有意无意、暗示明示其他各家的部队多么多么无能。但文臣们却几乎立场一致,而且格外团结,从从岳家军屯驻的京东西路,到刚刚收复的陕北,没有一处地方文臣是欢迎更多驻军的。
有资格写奏疏的全都写奏疏,没资格写的,直接写公文给都省与枢密院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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