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一道,只是把财货转移,并不会凭空而生。既如此,原本粮肉不够所有胡汉百姓吃,贸易统筹了之后,又怎么会够吃了呢”
乌苏能问出这番话,其他胡人诸部的使者一听,便彻底心悦诚服,觉得自己上场也绝不可能问得比他更透彻更直击要害了。
自己读的汉人的古书肯定没对方多,就算知道点道理,也只是粗浅的生活常识,上升不到汉人文人的理论高度。
既如此,就让楼班部的使者扮演大家的嘴替,他一个人代表大家问,大家就静听诸侯如何辩解便是。
诸葛瑾闻言,却是不由哂笑。
自古以来,胡人文化水平不高,就算他们对汉人的先进管理统筹有所理解,最多也就理解到儒家说的那一步“天下财货只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故而所谓广开财源,都是与民争利”的程度。
从汉武帝时桑弘羊和反对派的辩论,到后来汉宣帝时那场导出了《盐铁论》的贤良文学辩论,再到后世王安石司马光之争。
儒家保守派攻击管理学和统筹创新、攻击经济变法的最根本杀器,就在于这一点。
儒家传统士大夫,不觉得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被发展的,天下财货就那么多,一切改革变法都是在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当然了,那些跟儒家经济保守派贤良文学打擂台的法家代表,自己也不争气,
从桑弘羊到盐铁会议,甚至一直到唐朝宰相杨炎搞两税法改革,甚至到明朝的张居正,他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反驳“天下财货有定数”的错误观点。
他们也理解不了未来进入资本注意社会后,科技进步、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世界。所以桑弘羊等人说到底,也确实是在变着法儿分蛋糕,没有做蛋糕。
古代华夏改革派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最能打的,应该算是王安石了。至少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比张居正都更能打,他是试图从根子上论证“生产力是可以被解放和发展的”。
只可惜他的论证尝试依然不够严密,加上他用人方面有问题,用的都是吕惠卿之流的卑鄙小人,最后双方沦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意气之争。
不过,千古汉人儒家士大夫都回答不了的根本性难题,对于诸葛瑾来说,却不算什么。
对于一个有现代经济学常识的人,要想论证“管理和统筹,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让生产力总规模变大”,这可比古人容易得多。
谁让古代执政者数学都太差呢。
诸葛瑾甚至都不用讲大道理,他可以直接用胡人最熟悉、最心服口服的角度,抠细节算账。
只听他先谈笑风生地抛出一问:“你既是楼班部使者,又懂边市榷商,想必会算些账也懂些牛羊畜牧我今日不讲大道理,便以牛羊畜牧举例,你们总能听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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