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宣赶得机会好。司令部里忙着审刺客,除了小老鼠还来看他一眼,戏弄他几句,没有别人来打扰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到一个比地皮还黑的馒头,与一碗白水。对着人皮,他没法往下咽东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饭改了:一碗高粱米饭代替了黑馒头。看着高粱米饭,他想到了东北。关内的人并不吃高粱饭。这一定是日本人在东北给惯了囚犯这样的饭食,所以也用它来优待关内的犯人。日本人自以为最通晓中国的事,瑞宣想,那么他们就该知道北平人并不吃高粱。也许是日本人在东北作惯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适用于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为颇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么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么事情上要一成不变,在哪里又随地变动;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国人与中国事。
对他自己被捕的这件事,他也一样的摸不清头脑。日本人为什么要捕他呢?为什么捕了来既不审问,又不上刑呢?难道他们只是为教他来观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阴险,最诡秘,不愿教人家知道他们的暴行的吗?那么,为什么教他来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见的岂不就成了历史,永远是日本人的罪案么?他们也许决不肯放了他,那么,又干吗优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断定,日本人是聪明,还是愚痴;是事事有办法,还是随意的乱搞。
最后,他想了出来:只要想侵略别人,征服别人,伤害别人,就只有乱搞,别无办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来,因为侵略者只看见了自己,而且顺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样,不管侵略者计算的多么精细,他必然的遇到挫折与失算。为补救失算,他只好再顺着自己的成见从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错,越乱。小的修正与严密,并无补于大前提的根本错误。日本人,瑞宣以为,在小事情上的确是费了心机;可是,一个极细心捉虱子的小猴,永远是小猴,不能变成猩猩。
这样看清楚,他尝了一两口高粱米饭。他不再忧虑。不管他自己是生还是死,他看清日本人必然失败。小事聪明,大事胡涂,是日本人必然失败的原因。
假若瑞宣正在这么思索大的问题,富善先生可是正想一些最实际的,小小的而有实效的办法。瑞宣的被捕,使老先生愤怒。把瑞宣约到使馆来作事,他的确以为可以救了瑞宣自己和祁家全家人的性命。可是,瑞宣被捕。这,伤了老人的自尊心。他准知道瑞宣是最规矩正派的人,不会招灾惹祸。那么,日本人捉捕瑞宣,必是向英国人挑战。的确,富善先生是中国化了的英国人。可是,在他的心的深处,他到底隐藏着一些并未中国化了的东西。他同情中国人,而不便因同情中国人也就不佩服日本人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杀戮横行,他只能抱着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他不是个哲人,他没有特别超越的胆识,去斥责日本人。这样,他一方面,深盼英国政府替中国主持正义,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只要日本不攻击英国,便无须多管闲事。他深信英国是海上之王,日本人决不敢来以卵投石。对自己的国力与国威的信仰,使他既有点同情中国,又必不可免的感到自己的优越。他决不幸灾乐祸,可也不便见义勇为,为别人打不平。瑞宣的被捕,他看,是日本人已经要和英国碰一碰了。他动了心。他的同情心使他决定救出瑞宣来,他的自尊心更加强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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