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这是典型的“贵族心态”，在圣城的上流社会圈子里非但不会招致批评，反而会传为美谈。然而这种心态真的好吗？罗兰对此不敢苟同。弗兰克口口声声推行社会改革，致力于消除阶级鸿沟，向来以亲民的姿态出席公众活动，可是他骨子里仍然保持着贵族派头，自己心里的“辫子”都没有剪掉，又怎能号召贵族阶层放下傲慢拥抱平民？

思想与行为的分裂，是弗兰克的老毛病，罗兰对此早有觉察。弗兰克可能只是一时兴起就把那两封信登报公之于众，认为这只是他的私事，民众无权过问。可他没有意识到，站在他那个位置上，一言一行都难以摆脱政治色彩，无意间伤害了民众情感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自己却一无所知。弗兰克身边那群眼高手低、热衷钻营的家伙要么同样不把这当回事，要么心里有数却不敢谏言，使弗兰克陷入“皇帝新装”的幻觉里，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正在自掘坟墓。

“通信事件”只是一件小事，却折射出被世人并誉为“当代青年改革家”的两个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本质的差别。弗兰克与罗兰相继推出的货币改革政策看起来区别不大，然而正是由于两人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两项政策其实从初衷到实行细则再到最后的成果都指向不同的方向。

罗兰推行货币改革的时候国内经济蒸蒸日上，政府威信如日中天，发行金钞是一个旨在锦上添花的“反周期操作”，即便发行金钞初期因为兑换问题给民众带来轻微的困扰，也不是什么大麻烦，总体来说波澜不惊，不出三个月金钞就取代金币成为市面上的主流货币，完全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预期。

弗兰克所处的环境则完全不同，帝国政府深陷债务泥潭，发行帝国金钞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为了救命！除了迫于还债压力，弗兰克还在四月间大刀阔斧的促成了一系列囊括农奴、土地和税法的改革法案：

4月13日，帝国政府颁布经过修订的《地租法案》，将地租税改为边际递增累进税率，向国内大土地所有者开刀，以重税迫使他们出售土地。

4月15日，帝国政府颁布《土地银行法案》，由政府出资创办一家国有土地银行，开设土地交易所，面向全国收购耕地田产。

4月16日，帝国政府出台《解放农奴法案》，由政府出钱——价格标准当然定的很低——以半强迫，半赎买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购买农奴的卖身契，并且当场赐予农奴自由。

4月18日，帝国政府公布《耕地开发法案》，宣布由政府出资向土地银行购买大片耕地，创办国有农场，推行现代规模农业，以期增加农业产出。国有农场还将为那些被解放的农奴提供一份可供安身立命的工作。由于国有农场和土地银行都属于“国企”，耕地所有权的转移不过是“左手倒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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