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豪强虽然贪婪无耻，但并没有把人逼到死地的权势，真正能够把黔首百姓逼上绝路的，只有贪官污吏，当这些贪官污吏将官府权力用于谋私之时，其凶残之处，远在地主豪强之上。

丁宽取消人头税，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减少，官府与黔首百姓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

摊丁入亩之后，取消了人头税，官府的征税对象就转向了有产之人，虽然地主豪强一定会将税负压力向底层转嫁，但至少这种冲突，不会再是官府与黔首百姓的直接冲突。

黔首百姓虽然一样要受到各种剥削压迫，但地主豪强并没有官府那样的强大武力为后盾，也不会向贪官污吏那样涸泽而渔，多少会给黔首百姓留下一定生存的空间，就能够让社会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摊丁入亩同时也会削弱地主豪强，但这种削弱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的削弱。丁宽心里清楚的很，以这些地主豪强的尿性，官府的税收，必然会被向底层人群转嫁，最后的收入分配中，官府的税收其实同样来自底层黔首百姓的劳作，这些地主豪强不过是“代扣代缴”罢了。

但这种透过地主豪强进行转嫁的形式，远比直接收取人头税要灵活，避免了因为人头税收取方式的僵硬，使得矛盾过于激化。

摊丁入亩对豪强的削弱，其实主要是在人口掌握之上。汉末的地主豪强，其实掌握了大量的隐匿人口，这些隐匿人口不但是豪强的劳动力也是豪强的私人武装。

隐匿人口之所以要隐匿起来，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逃避不断上涨的人头税，官府不再收取人头税，原本的隐匿人口，也就没有了隐匿的必要。

汉代黔首百姓要逃避人头税，只有两个途径：进山泽当野民或给豪强地主做隐匿徒附。

山泽野民，虽然不受官府管束，不需缴纳税收，但与社会的物质交换途径稀缺，生活困苦，其实已经是化外之民，只要不堕落成山贼，其实对于官府的统治没什么威胁，随着丁宽不断开发荒野之地，会慢慢重新被吸收回来，编户齐民成为帝国的治下人口。

但豪强地主的隐匿徒附与野民完全不同，这些徒附虽然没有登记户籍，不缴纳税赋，但依然生存于大汉的经济、社会关系之内。徒附依靠豪强逃避了税赋的同时，也依附在豪强的管理之下，成了豪强对抗官府的助力。

徒附不是奴隶，但却有很多奴隶的特征，与地主豪强是一种半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尤其是汉代仍然有战国时代的养士遗风，有二元君主思想的加成，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地方豪强可以掌握大量的人口资源，与官府相抗衡。

取消人头税之后，黔首百姓不需要再躲避官府的税收，也就不必再彻底依附于这些豪强，人身依附强关系，就会逐渐转化为经济依附的弱关系。

丁宽此前一直在打压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甚至把很多私人武装强行纳入了屯田体系，摊丁入亩之后，豪强地主虽然能够继续攫取经济利益，却没有办法再大量的控制人口，其对抗官府的能力就会被大幅的削弱。

土财主不可怕，没有私人武装的土财主，根本没有能力与官府对抗，只要丁宽治下的地方胥吏，没出现系统性的**，不能与这些土财主密切勾结，丁宽对县、乡、里的统治，就可以形成稳定的秩序和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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