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培养人才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甚至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陈兵这次找张知府,谈人才教育的问题,也只是开一个头,需要后续的长期跟进。
毫无疑问,企业为满足人才需求,提前介入到学生教育阶段来,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这种长期投入,回报到底有多高,其实很难衡量。
如果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甚至哪怕到了90年代,陈兵的人才需求,大部分就可以依靠社会招聘来得到解决。
但80年代,实在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厉害,想要从社会上大规模招聘人才,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陈兵也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自己来砸钱培养。
内地从解放到改开前的三十年,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内地积累工业化基础,完成初步城市化的阶段。
这个初步城市化的进程,财政无力提供的公共服务,都是由企业来承担的,这是工业化基础积累阶段,形成的一种路径依赖。
80、90年代,针对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局面,曾经有过一种批评的声音,叫“企业办社会”,所指的就是大型国有企业,自办幼儿园、学校、医院,负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从而造成成本高企,效益不佳。
如果仅仅是从企业的降本增效角度来看,这种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把视角拉的更高一些,更宏观一些,这种批评就有些狭隘了,完全忽略了之前三十年的历史进程。
企业从来无法脱离开社会独立存在,当社会的公共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的时候,企业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
英豪公司是外资企业,不会被要求承担这些社会成本,但面对公共服务缺乏的历史环境,英豪公司也必须主动的去解决这些“供给缺口”。
内地的“现代化企业”大规模的涌现是在90年代之后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兴企业的高速发展,是得益于内地公共服务能力的持续提升,获取了改开的红利。
英豪公司想在80年代,这个一穷二白,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高速发展,需要付出的成本自然要更高。但同时,英豪相比于其他内地企业,也可以早发展十年。
企业是一种生产组织,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对生产资源的组织能力。在不同的阶段,英豪公司能够从外部获取的资源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去不断调整自己的生产组织方式。
与张知府会面之后,这次特区之行的工作,也就基本完成了。陈兵再次回到了香江,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把两个通讯示范项目的申请事宜,都交给了特区政府。
特区对英豪的重视,确实不是停留在口头之上。张知府在与陈兵会面之后,马上就开始组织市里的邮电部门,进行开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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