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有组织性的,因为组织性,让我们的社会发展效率超越了世间一切生物。但是要维持这个组织性是需要部分人站出来维持的。这部分人在现代社会中是管理者同时也是脱产着。以现在的士兵为例,除了战斗士兵一般不参加一线生产,士兵就是脱产者。一个纯农业时代北方的不满千人的村庄可以出兵五十人。这已经到达极限。任何一个壮劳动力在农村都是非常宝贵的。
可见在农业时代一个村庄可养的脱产者是有限的。而社会管理者,也就是村庄里要慎重对待的小官吏,也是脱产者,我们工农党扎根在村庄的管理者是有村庄本地人选举,以及农业学院委任分配的。参与管理,平时下地干农活。但是并不脱产。我们真正的脱产管理者,应该是在乡一级别。负责调配进入乡村的工业品与乡村的农业产品交换。在数字上我们县基层脱产管理人员是大明的官吏的十倍左右。但是我们的效率要比大明更高。
因为要算脱产者还要算另一部分人,士族。自明朝科举开始,每个村庄就都兴文风。一个男子如果考上了举人,对村庄的意义要大于十个几壮年劳动力。因为士族可以免除大量土地税。可以在政府组织分派的工程徭役方面,有所偏袒。这个阶层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逼迫封建王朝政府让渡地方上的管理权力,却自己取得了地方上的管理权力。于是他们进行了第二个步骤,兼并土地收取地租。1644年大明土地地租均在五成以上,江南地区部分达到七成,这么多财富,让士族日益壮大的家族可以脱产。这里的脱产不仅仅是让士族不用干活,而是可以购买大量的丫鬟仆人脱产伺候他们雇佣家丁习武保护他们。
然而这一部分脱产人口对于整个社会是毫无意义的。女子绣花,缝衣服,泡茶,一天所劳动的活仅仅是让身为老爷的地方管理者更舒适,有时候甚至为了更有面子的礼数。可是如果是在工业社会中,这位女子进入纺织厂,一天劳动生产的布匹,却可以让一百个人有衣服减少多余的身体热量消耗,让这一百个人将更多的体力,投入生产中。
前者的劳动对社会财富增生并无作用,后者的劳动却可以让社会其他人更有效率的劳动。现在我们的社会大部分人还在温饱线附近徘徊。每一个人离开社会都无法独自存活,南亚野人的日子就是一人可以独自生活的日子。一些社会上的财富拥有者,扬言可以不靠他人活清高的活着。但是他穿的衣服,吃的粮食,用的器具,甚至烧开水的煤炭热能都是由整个社会提供的。然而现在却又想超脱社会人均水平之上脱产生活。这种厚颜无耻之徒,就是反动阶级。
这也是我们可以战胜明王朝的原因,我们打到的不是一个皇帝,而是自皇帝一下,依附于礼教统治之上,庞大享有过多社会资源的脱产阶级,这些个脱产阶级并不是政府雇佣关系,而是老爷传少爷的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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