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到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年代，农民非要内卷不可，政府法令规定田租上限是没用的。

到时候只会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别的综合条件去衡量、把田租给谁不租给谁。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政府强行压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会一律按照四成的价位招租，然后再看看农民能给的其他附加条件。

到时候，说不定就是甲乙两个农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农民更伶俐来事、肯当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给甲，让乙饿死。

当然了，伶俐来事肯当狗腿，那也是一种本事，甲农民因为本事更多而活下来，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问题继续恶化，将来地主考量的是“甲乙两个农民谁的老婆女儿更漂亮，而且愿意在付四成地租后再额外把他老婆女儿也给我睡”，来决定租给谁，那就没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高地租这种事儿，是必须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来保障实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够，那就得适当尊重市场，给法律开一个双向选择的口子。

这个问题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经验，建议刘备将来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为“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农用地”，然后区别对待。

对于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高地租，哪个地主敢违反，就直接处置。

与此同时，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后，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点，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卖方市场实在强势，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物庄园嘛！

比如种植茶叶、蚕桑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户、雇农包销全种蔬菜的，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物庄园，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

当然，这个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项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强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的比例，来保证粮食安全。

如果灵活一点，还可以搞总量控制，在地方上搞配额交易。

这个脑洞开得有点大，很多年内都不一定用得上，所以刘备乍一听时还不理解，李素就拿他自家的经营模式来举例。

原来，甄宓之前为了让长安雒阳周边的百姓、肯乖乖听从安排、把全部租种的地皮全部用来种菜，也是给了相当的惠民政策的，还把地租藏在了一些比较隐蔽的征收方式里，让农民交租的痛苦感变得隐性一些。

具体是这么操作的：甄家承诺，只要雇农把全部租的地拿来种蔬菜，甄家就不直接收取地租，让农民白种甄家的田。

还承诺按照五十钱一石菘菜、六十钱一石萝卜等收购价格，包销农民的全部收成，农民也承诺所有收成只能卖给雇主甄家。

最后，甄家还承诺按照三百钱一石粟米，或者四百钱一石麦子/稻谷的平价，卖粮食给农民。

这个操作里面，甄家的所有地租，其实都隐藏在剪刀差价里了，没有直接问佃户收租，佃户就心悦诚服，不会感觉到被收租的痛苦。

也正是因为农民不痛苦，所以在如今这个地皮并不太稀缺的时代，农民依然肯来租种甄家的田，而不是只种完自家分到的那点自留地就满足了。